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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腐2013:国务院提六大反腐要求

2013-9-30 12:31:57 本站原创 佚名 【字体: 点击数:

 

反腐2013:国务院提六大反腐要求
专家称核心在于政府“限权”“放权”
来源:中国青年报
3月2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,提出反腐倡廉工作“六大要求”,如何用制度给权力戴上“紧箍咒”,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。
  李克强总理对反腐倡廉任务提出的六个要求是:简政放权、管住权力、管好钱财、政务公开、勤俭从政和依法促廉。
  “六个要求的核心无外乎两点——‘放权’与‘限权’。从‘要做’到‘如何做’,反腐工作正一步步通往顶层设计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、著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。
  “腐败的根源是国家行政机关拥有大量行政权力,当权力本身过多、过大,又不受外部监督和规范时,官员贪腐自然滋生。”马怀德认为,当权力已成为一种利益时,廉洁政府能否建成,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“割自己身上肉的决心。”
  放权给社会与市场,缩减“寻租”空间
  要求之一:抓紧推进职能转变,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,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,释放制度红利。
  支持温州市启动金融体制改革,酝酿适当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管理权限,第七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“放开行业协会商会类、科技类、公益慈善类、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”……
  放权,被视作新一届中央政府推动改革的一大亮点。在诸多专家看来,它也是针对贪腐的一记“釜底抽薪”之策。
  “政府的集权化、过度行政化,是多年来腐败多发、易发的症结所在,‘简政放权’跳出了以往体系内反腐的惯有思路,称得上是内地反腐倡廉思路的重要变化。”有香港媒体这样评论“简政放权”的反腐意义。
  “两会”期间,中央编办负责人曾对媒体坦承,在权责分配上,中央与地方,政府与社会、市场还存在着中央“对微观事务干预过多过细,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住管好”等问题。
  “当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机构甚至某一个官员身上时,行政效率会因为中间环节过多而下降,暗箱操作、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却大增。比如,近年来各地交通厅领导相继‘落马’,一定程度上就是其手中握有大量行政资源配置权,却又缺乏监督所致。”马怀德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。
  要治贪腐,如何放权?
  “关键是‘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,不该放的不能放’。”中央党校教授、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“比如用人权、做事权、监督权、管理权、审批权或者地方上的发展方式等,可以适当放给基层、社会和市场,增加它们的活力。但关系到国家整体规划、国计民生等方面的权力,仍应由中央层面掌握。”
  一个共识是,要落实“放权”并不容易,因为权力具有惯性,“尤其当它与利益挂钩时”。“简政放权的路径无他,就是通过修改法律、清理审批许可事项、减少管理环节并压缩自由裁量权限来实现。提高行政效率、降低行政成本是关键。”马怀德说。
 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,把权力“赶”入阳光下
  要求之二: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,同时以完善的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,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和政府行为。
  工程建设招投标设“暗箱”、政府采购过程不透明、药品集中采购“只招不采”、矿业权交易私下“串标”、土地使用权交易频现疑云……上述公共资源,无一不涉及民生,而近年来不时被媒体曝出的权钱交易黑幕,不仅广受舆论诟病,也令单一的行政审批配置手段,进入了中央的改革视野。
  李克强总理26日提到,以完善的市场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“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”,是又一反腐利器。
  “现代社会,政府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有权对各种公共资源进行管理、分配和使用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省委副书记魏宏曾向媒体表示,“处置得当,不仅能增收节支、提高效益,还能有效预防腐败;处置不当,不但浪费资源,还容易滋生腐败。”
  魏宏所在的四川省,与甘肃省、安徽省、重庆市等多地一道,是近年来公共资源市场交易平台的“探路者”。
  按照这一改革设计,矿业权、工程建设等五大类公共资源,将全部纳入统一、公开的电子化交易平台。切断与原来职能部门连接的“脐带”,更彻底地实现“管办分离”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,将回归到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履行审批、监管等法定职责上来。
  “深化改革,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,是一个反腐限权的‘切口’。”马怀德教授解读。林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她曾参观过一个公共资源交易平台,“印象比较深的是,里面全是摄像头,想要进行权钱交易是不可能的。”
 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,截至2012年6月,全国已建立县级以上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730个。林喆希望,要深入反腐,未来所有招标投标信息都应能够通过网络查询,交易及诚信记录也有资料可查,“不给交易黑幕一点温床”。
马怀德教授还希望:“各地区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尽快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,最根本、最有效的路径,还得靠法律制度。交易也必须按照法律和制度公开、公平地进行。”
盯住政府“钱袋子”,让贪污浪费无处可藏
要求之三:建立公开、透明、规范、完整的预算制度,把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,逐步做到所有政府开支都要事先编制预算。取消不合法、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。
  在今年“两会”上,反腐,当仁不让成为代表委员们的最热议题之一。
  “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,奢靡之风滋生蔓延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预算监督不力,不该花的钱花得太容易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省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进进的话,颇具代表性。
  管住政府“钱袋子”与反腐之间的联系,并非今年“两会”才被关注。在2012年“两会”上,就有代表建言:“许多腐败就是从‘预算外’资金开始的。比如公款出国旅游控制不住,为什么?关键是不少官员动用的是所谓机动资金。中国要反腐,不解决‘小金库’,就无从治理。”
  用公开、透明、规范、完整的预算制度,有效从政府“钱袋子”上反腐,是块难啃的硬骨头。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,李克强总理再次向这块硬骨头“宣战”。
  “总理强调把政府所有收支都纳入预算,取消不合法、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,本质上都是‘限权’。是从一‘入’一‘出’两方面,不给某些官员铺张浪费、跑冒滴漏留余地,也能切实减少企业和社会的负担。”林喆教授解析。
 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,相关措施已经起步。
  在今年“两会”上,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姚胜就表示,今年提交的政府预算报告中的四本预算,已形成了政府全口径预算的基本框架。增加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,让过去的“一本账”变成“四本账”。“过去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方面的审查监督力度比较大,今后在其他三个预算方面,也要进一步加大审查监督力度。”姚胜说。
  预算外资金“入库”,也在稳步推进。2010年6月,财政部制发《关于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》,据财政部2012年初步统计,2011年,中央约60亿元、地方约2500亿元原本属于百姓口中的“小金库”,被纳入了预算管理。
  取消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春风,也已拂面而来。
  3月18日,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,它被作为国务院今年九项任务之一,写进了时间表中。
  从上到下晒“三公”,反腐又迈进一大步
  要求之四:要及时主动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污染、食品药品安全、安全生产等信息。从今年开始,要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。公开的形式要通俗,要让老百姓看得懂。
  2011年,中央部委首度向社会公开“三公经费”(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或出境经费、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招待费——记者注)的情形还未远去,3月26日,李克强总理“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”的表述,再次点燃了公众对“监督三公”的期待。
  “自2008年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实施以来,5年里,政府信息在公开范围上‘由窄到宽’、‘由上到下’,不断完善。”马怀德教授说,在中央部委和各省(区、市)已公布“三公经费”的背景下,总理将政府公务接待经费的公开范围扩大到“县级以上”,是向着全面公开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。
  “无公开则无监督,极易滋生‘隐性腐败’。公务接待经费首先要让百姓看得见,才能管得住。”在林喆教授看来,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是一个反腐“抓手”。“其实不仅是‘三公经费’,政务公开应该包括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之外的所有事项,一律要主动置于‘监督眼’之下。”她说。
  李克强总理强调,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要主动公开,而且“公开的形式要通俗,要让老百姓看得懂”,在马怀德看来,也切中要害。
  每年“两会”期间,都有代表委员抱怨,预算报告“看不懂”;一些部委公开的“三公经费”,由于过于惜墨如金、缺乏必要的说明和解释,被网民调侃“几个数字就把纳税人打发了”;近日,国土资源部在依申请公开地下水质监测数据时,仅给申请人附上了厚达400页的水质报表,律师黄乐平等人只有请教环保专家,才能看懂“某地的地下水质是好是坏”。
  “这些都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,不少还涉及经费使用问题,有一定贪腐空间,政府从保障公民知情权、监督权的角度出发,应该尽可能使之通俗易懂。”马怀德教授认为,要做到这一点,除政府自觉外,更需要整个社会力量的推动,“公众可以依法向政府申请公开,立法机关也要不断地完善信息公开法律,同时加强司法监督和复议监督。”
“勤俭从政”关键在严格预算、细化标准
  要求之五:本届政府任期内,要坚决落实国务院向社会承诺的“约法三章”。严格公务用车、机关办公室使用标准等,推进公务用车服务市场化。在公务接待方面,政府和国有企业都要有严格规定,能俭则俭。切实减少会议和文件。
  “廉洁政府有一个要求是‘俭’,如李克强总理所说,就是‘有困难不能难百姓,只能难自己’,不与民争利,把有限的资金花在民生等刀刃上。”林喆教授认为,要落实这一点,须有严格的预算控制和细致的操作标准。
  马怀德教授也认为,在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”之下,改变习惯,就要从财务上的监督措施做起,特别是在大额资金使用方面。“先把‘钱袋子’勒紧了,政府才有动力思考,怎么让每一分钱物尽其用。”
  近日,陕西省已迈出探索步伐。该省为贯彻中央八项规定,今年省级部门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经费”预算,整体比上年压缩了12%,被媒体赞为“释放正能量”。
  “要‘从俭’,设置经费标准也很重要。”林喆表示,比如总理提出,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公务接待方面要有严格规定,“但怎样算‘俭’?不同级别的干部在饮食、住房上,采取什么额度算合适?随行人员是不是要有一定限制?最好有相对固定的标准,并严格执行,接受监督,否则,依然可能有改头换面的浪费现象。”
  在林喆看来,“勤俭从政”也需在政府采购方面发力。而据3月25日媒体报道,财政部披露,两部有望遏制政府高价采购行为的法律,都在紧锣密鼓制定和修订中——《预算法实施条例(修订草案)》三审在即,而此前备受瞩目的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(草案)》已经上报国务院。
  专业人士分析,有上述两法“双面合力”遏制政府高价采购,也可为“勤俭从政”要求提供助力。
  “法治政府是廉洁政府的保障”
  要求之六: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,履行职责。不作为或乱作为,要依法承担责任。
  李克强总理26日提到,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下运行,是廉洁政府建设的根本保障。
  “不作为、乱作为是依法行政的‘大敌’。”马怀德教授表示,而不依法行政,就可能为贪腐打开可乘之门。“法治政府的根本是要规范政府权力,将其限制在法定权限以内。因此,‘依法促廉’首先意味着行政机关要更加严格地在法治框架内行事。”他告诉记者,2004年国务院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中对依法行政提出了六项要求,包括合法行政、合理行政、程序正当、高效便民、诚实守信、权责统一。
  “有法无罚”难促廉。李克强总理26日提到,行政监管部门要依法履责,严格监管,铁腕执法。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强执法监察,铁面直击,铁面问责。对于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腐败分子,不论什么人,我们党的态度是很明确的,严惩不贷。
  十八大之后,上至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,下至深圳“20亿身家”村官周伟思,一批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先后落马,正彰显了中央对“以身试法者”依法惩处的决心与态度。
  “‘依法促廉’也意味着促进廉政建设和依法反腐要有序进行。”林喆教授最后提示,反腐倡廉也须手段合法,“比如,在网络反腐中采用人肉搜索等手段,就是很不正规的做法。网络反腐也要讲证据,促廉必须用证据讲话。”(王梦婕 李晓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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